所以，在劳动力过剩的市场条件下，劳动者不能依靠集体的力量，只能以个人来面对强势的，相对紧缺的资本的竞争，劳动力的价格就不可能合理，低工资也就必然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常态。

按照铁道部的规划,到2015年,新建高速铁路1.6万公里以上,届时,全世界高速铁路网一半是在中国,这是国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。对于一些小站点而言,高铁的高速优点反而成为一种缺点。

最近两年在中国,改造原有线路是主流,但新建的高铁系统在异军突起,逐步成为新的运营主力。路网全面建成之日,就是全面亏损之时。2009年12月26日,武广铁路客运专线通车,该线全程1069公里,始自湖北武汉,途经湖南,终点停靠广东广州站,列车最高时速350公里。上述投资中,来自银行贷款的464亿元,粗略估算每年将产生25亿元左右的利息。据铁道部参与武广高铁项目研究人士透露,2004年国务院批准的《武广铁路客运专线可行性报告》中,武广高铁建设成本应为930亿元,但随后,由于拆迁、原材料和人力价格等因素,到了武广高铁前期筹备协调会议上,投资额涨到1166亿元,最终实际投资可能还要远高于该数字。

根据奥巴马最近提出的美国高速铁路投资计划,全美高速铁路网将被划分为三个类别:一是最高时速达400公里的核心快车;二是时速200公里的区域干线;三是时速144公里的新兴路线。从2009年的数据来看,铁路债务尚且可控,但由于负债率增速较快,留给铁道部的融资空间正越来越小,财务压力吃紧。在这个时候出台新拆迁法，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。

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是重大的经济结构扭曲，而这种结构扭曲的结果是严重抑制了内需，因为工业化代表的供给增长主要是供城市人消费需求的，但是农村低收入人口占了主体，工业化所创造的产品就没有销路。如此说来，中国未来能够增加用于工业化、城市化的耕地面积就只有2300万亩了，大约相当于目前占地面积的42%。去年中国进口了5400万吨大豆，进口的玉米、大米和小麦合计也有600万吨，谷物进口总量已达到6千万吨，已相当于全球谷物贸易的1/4强。这个问题在以前新全球化迅猛拓展的时候不是大问题，因为国内的过剩供给被外需吸纳了，反而是中国更深、更广地参与新全球化的重要条件。

(作者：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本文发表于2011年1月25日) 进入 王建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新拆迁法 城市化这场危机既非大衰退之开章，也非资本主义之终曲。

有见识的人都知道，在高收入国家，随着开支增长和经济增长放缓，人口老龄化会对财政产生挤压效应。译者/何黎 进入专题： 金融危机 。去杠杆化过程可能会持续下去。新兴国家2000年至2013年产出预测中不断增长的份额将有80%来自中国和印度，其中仅中国就将贡献63%。

然而，假如中国能够维持高增长，这个巨人很快就必须形成自己的思想。发生金融冲击的可能性也很高，或许因为对财政的忧虑所致。我的一些最有意思的讨论，围绕的是中国是否就全球经济政治体系制定了清晰的计划。在美国，从1981年到2009年期间，私人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从123%上升至293%。

管理去杠杆化过程将困难重重，尤其是在缺乏内部汇率弹性的情况下。虽说人们现在比较乐观，但同时也充满了疑虑。

从2009年2月到2010年10月，全球外汇储备增长了2.004万亿美元，其中仅中国就增加了8490亿美元。随着危机逐渐消褪进记忆之中，历史学家将如何评价它留下的遗产？新闻工作者不具有距离优势，因此以下只是我的揣测。

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危机具备浓厚加速器色彩的地方。即使不会，再出现一轮债务增加的潮流似乎也是匪夷所思的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《世界经济展望》的最新数据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，2010年全球产出增长5%，按市场汇率计算增长了3.9%，与2009年分别下降0.6%和2.1%形成了对比。人们对欧元区的看法也变得更加乐观。首先，它加快了未来的到来。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有三年半，危机最严重时期距今也已两年有余。

这种变化无论如何都会发生。但能否以及如何实现这个目标，则依然是未知数。

同样重要的是全球经济力量对比也加快了转变。假设2005年各国的GDP为100，那么在2010年，美国的GDP是105，欧元区是104，日本是102，而巴西是125，印度是147，中国是169。

然而回首往事，比如说在1993年，也没几个人预料到日本的长期不景气。去年这一比例降至53%，预计到2013年将降至50%以下。

危机把世界抛进未来的事实也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。这场危机也标志着高收入国家私人部门的举债行为发生了转变。IMF预计，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轻微放缓至4.4%（按购买力平价）或3.5%（按市场汇率）。如今，在危机过后，无论愿不愿意，中国都需要肩负起应有的责任。

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(Kishore Mahbubani)所指出的，亚洲人不再敬重西方先后受到军事失利和金融灾难打击的能力。危机使这个过程提前了10年。

危机也暴露出欧元区容易受到公私部门过度举债的冲击，这是过剩储蓄流经资本不足的金融机构涌入不良投资所致。经过30年的去监管化，如今潮流正朝着相反方向迈进，虽然并非毫无阻力。

据IMF估计，在高收入的七国集团(G7)，到2015年，政府债务净总额占GDP的比例将从2007年的52%猛增至90%。巴克莱(Barclays)首席执行官鲍勃•戴蒙德(Bob Diamond)表达了金融业对政府出手相救的感激之情。

危机，什么危机？在中国和印度你必定会听到这样的回答。但我们不能因此断定它意义不大。但是，欧元区如何走出当前困境仍然不明朗。金融危机是否带来了许多变化？这是我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时提出的问题。

我私下开展了一场长时间的讨论，主题是美国能否避免日本的命运。经济持续萎靡不振的可能性很高。

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将如何发生，而且不出意外，我们仍然毫无眉目。这将是一种悲惨的体验。

IMF预计可能会出现局部倒退，但失衡的程度应该不会像危机前那么严重。这种不确定性始终存在，但我们现在才明白。